谁没听说过人要么是左脑发达要么是右脑发达——根据大脑两个半球的相对“强度”，要么偏分析和逻辑，要么偏艺术和直觉？我们是不是常听人说起用左脑或右脑思考？左右脑分工的理论造就了一批相关书籍、视频和自助训练课程的盛行。据说人可以“诊断”自己的大脑，“激发”半边或整个大脑，进行“本性治疗”和“恢复平衡”等诸多训练。据说从婴儿到老人，所有人都会从训练中受益。左脑和右脑的差别似乎是自然法则。
不过事实并非如此。广为流传的左右脑分工理论并没有牢固的科学基础。大脑并非每次运转的时候只有一个部分起作用，它是一个单一的互动系统，所有部分一起协作，这是神经系统科学家早就了解到的知识。左右脑理论或许是最似是而非的传闻了：听起来不错，似乎很有道理——只不过并不是真的。
这个错误的认识源自半个世纪前对一些癫痫病重症患者的实验手术。指导者是加州理工学院(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知名神经系统科学家罗杰·斯佩里(Roger Sperry)。16名患者为从癫痫顽疾中解脱，同时因受到斯佩里动物实验成果的鼓舞，他们允许加州理工研究团队将胼胝体切除，这是连接大脑左右两个部分的大束神经纤维。患者的痛苦得以缓解，斯佩里对这些志愿者的术后研究证实，大脑左右两个半球确实有不同的认知能力。
但这些能力差异并不像流行说法所描述的：它们反映的是功能方面非常具体的差异——例如在感知事物时是注重整体形状还是细节，而不是类似“逻辑”和“直觉”之间的那种笼统差异。斯佩里的研究在主流舆论引起了巨大反响，这个重要但容易忽视的事实就被淹没了。
了解大脑功能有一个更好的方法，即根据另一个常遭到忽略的解剖分区来看——上下两个部分。我们称之为“认知模式理论”。该理论基于数十年主要局限于科学界内部的可靠研究，它提供了一种看待思维和行为的新方法，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奥普拉·温弗瑞(Oprah Winfrey)、达赖喇嘛(Dalai Lama)、老虎伍兹(Tiger Woods)和伊丽莎白·泰勒(Elizabeth Taylor)等不同个体天差地别的行为。
我们的理论源自神经心理学领域，这个领域专门研究高级认知功能——思维、愿望、希望、欲望及精神生活的其他各个方面。高级认知功能位于大脑皮层中，这是由四片脑叶组成的形似果皮的大脑外层结构。这部分干皱大脑皮层的示意图常常呈现出上下两个半球的结构，由一束束厚厚的神经组织——尤其是胼胝体——连接起来。胼胝体是一种由大约2.5亿神经纤维组成的庞杂结构。然而，如果视角移到侧面，就会看到大脑的上下两个部分，主要由西尔维厄斯裂(Sylvian fissure)分隔开来。上脑包括整个顶叶和额叶的上半部分（也是较大的一部分），下脑包括额叶较小的其余部分和整个枕叶及颞叶。
上脑系统运用周围环境信息（同时结合其他种类的信息，比如情感反应及对食物或饮料的需求）来确定试图达到的目标。上脑系统积极地制定计划，生成对计划被执行时应有结果的预期，然后在计划执行过程中将实际情况与预期进行对比，并对计划予以调整。下脑系统则从感觉中采集信号，同时将感觉到的东西与之前储存在记忆中的信息进行对比。接着用对比的结果对物体或事件进行分类和解读，从而使我们对世界赋予意义。
大脑上下两个系统总是共同运行，就像左右两个半球一样。我们的大脑并非处于某种持续的拔河状态，并没有哪一方争着占据主导地位。（那样的话该是多糟糕的进化策略！）相反，它们基本上像是一辆自行车的零部件：车架、座椅、车轮、车把、踏板、齿轮、刹车还有链条，所有零件共同起到运输作用。虽然在我们清醒的时间里，大脑的上下两个部分总是处于使用状态，但人们对它们的依赖程度并不一致。延用自行车的类比来说，不是每个人骑自行车的方式都相同。有些人骑得慢，有些人则是飞奔。
除了特殊情况下的需要（比如你对急速驶向你的车做出反应）之外，我们都可以用自己选择的方式来使用每个系统。根据情况的要求，你可以用上脑系统制定简单直接的计划——你也可以选择用它来制定详细和复杂的计划（并非形势所逼）。
例如，在一个不熟悉的城市里吃晚餐，你可以选择不是简单地找一个最近的餐厅，而是制定一个更详细和更复杂的计划，其中包括与朋友协调时间，寻找到达城里不同地方的最佳路径，研究哪些餐厅在哪些特定时间有位子等。你可以用下脑系统迅速对感知到的事物进行分析——也可以选择走的“更深入”，对某种情形的细微之处进行解读。例如，你可以详细了解在某个餐厅吃饭的客人数量，停车场里车的类型等等，而不是只注意餐厅的类型和规模。
我们的理论推测，根据使用大脑两个系统的特定方法，可以将人分成四种类型。根据每个人有意识地使用上下脑系统的不同程度，可推测他或她会采用以下四种认知模式中的某一种：行动者(Mover)、感知者(Perceiver)、刺激者(Stimulator)和适应者(Adaptor)。
上下脑系统均按照自己的选择得到高度利用，就会形成行动者模式。奥普拉·温弗瑞(Oprah Winfrey)就是这种行为模式的典型例子。她战胜了童年的艰苦，创建了一个强大的电视和出版帝国。根据这个理论，习惯依赖行动者模式的人，他们在可以自己制定计划、采取行动并预见行为后果的职位上最为舒适。他们非常适合做领导者。
其他行动者模式的典型人物还包括：莱特兄弟(Wright Brothers)，他们从多次失败中吸取经验教训，设计了多款模型，最后终于促成第一家飞机的问世；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他将美国拉出大萧条的泥潭，并在二战期间领导美国；还有已故纳斯卡(Nascar)前主席比尔·弗朗斯(Bill France Jr.)，他最开始以泊车和在父亲的赛道上摆小摊起步，最后将赛车运动发展成了数十亿美元的生意。
下脑系统根据自选方式得到高度使用但上脑并非如此的，就是感知者模式。达赖喇嘛和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就是这种类型。习惯依赖感知者模式的人总是试图深度思考感知到的事物；他们会解读自己的经历，融入情境，试图理解其中的寓意。但他们并不制定或执行很大的计划。这样的人显然一般都过着低调的生活，包括自然学家、牧师和小说家等。这种模式的人通常会在一个群体中担任关键角色；他们可以弄清事件的意义，能看到全局。在商界，他们是团队中的重要成员，能提供观点和智慧但并不总是能得到褒奖。
接着是刺激者模式，这种模式是上脑系统得到充分使用而下脑没有。根据我们的理论，用刺激者模式与外界互动的人通常会制定和执行复杂和详细的计划（用上脑系统），但不能始终如一并准确地应对执行计划的后果（用下脑系统）。在事件未能按预期发展时，他们不会调整或改正自己的计划。这样的人可能比较有创意，在周围的人用固定方式处理一个问题时能跳出来思考。与此同时，他们或许注意不到适可而止。他们的行为会具有破坏性，而且他们可能不会适当调整自己的行为。
刺激者模式的典型例子包括老虎伍兹，他显然充分运用了自己的上脑系统，但并不总是能很好地应对执行计划带来的后果。还有已故社会活动家艾比·霍夫曼(Abbie Hoffman)，他在20世纪60年代有效地组织了大型抗议活动，但在他的部分计划出现偏差时应对得很糟糕。
最后是适应者模式，这种模式是上下脑系统均未按照自己的选择得到高度利用。以这种模式思考的人不会积极起草计划，也不会全神贯注地对自己的经历进行归类和解读。他们会关注于局部事件，还有形势对当下的要求。他们反应积极，以行动为导向，倾向于“随波逐流”。其他人会认为他们自由奔放，打起交道来很风趣 。由于能够很容易地接受其他人的计划，因此适应者模式的人会是宝贵的团队成员。在商界，他们通常会成为一个组织的中坚力量，负责执行重要的业务。
纽约洋基队(New York Yankee) 重击手亚历克斯·罗德里格兹(Alex Rodriguez)和已故的伊丽莎白·泰勒就显露出以这种模式行事的痕迹。罗德里格兹2004年从德州游骑兵队(Texas Rangers)来到洋基队，他在前者队伍里担任游击手多次获得金手套奖(Gold Glove)。转队时，他同意换到第三垒，以配合新队友德里克·基特(Derek Jeter)——罗德里格兹称之为“终极团队行动”。但接二连三被指服用类固醇的麻烦表明罗德里格兹并没有吸取到教训。至于泰勒，她是一位伟大的演员——据大家说人也很风趣——但她的八次婚姻表明她在理解自己的经历和制定详细计划方面有困难。
在实际运用这种看待大脑的新方法时，重要的一点是避免陷入左右脑的陷阱。上下脑系统不应被孤立看待。关键在于二者如何互动——既包括人们在单个的个体情况下，也包括在群体的情况下。在第二种情况下，每个人倾向于偏好某一种模式。
模式不同的人可以通过互补建立成功的团队。比如，假设一位市长有效率很高的手下团队。她的政策专家可能是习惯于感知者模式行事的人；接选民电话的人可能习惯使用适应者模式；参谋长可能常用行动者或刺激者模式（但如果是后者的话，需要有人对这些想法进行质量控制）。市长可能始终都是行动者模式。她位居中心，根据需要获取帮助。
没有哪个模式优于其他模式。每个模式在不同情境下或多或少都会有用，都会对团队做出有用的贡献。根据我们的理论，我们预测，当你意识到别人所青睐模式的优缺点，同时也意识到自己所喜欢模式的优缺点时，与他人合作的效率会最高。“了解自己”并不是一句新出现的格言，但科学正稳定地向这个古老目标挺进——我们希望这个新理论能够证明是朝前迈出的一步。
